中美财政、货币、贸易三大政策将如何演绎
    发表时间:2018-04-02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美国优先”主张下的政策不断落地,在12月税改方案最终落地后,特朗普的大棒在近期又转向了贸易领域。在当前的G2格局下,中美两国在财政、货币、贸易政策上如何进行博弈?对此,我们分析如下:

  财政政策:针锋相对的税收竞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税收竞争难以避免。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际税收的竞争态势就已初见端倪,大规模的全球化在当时逐渐兴起,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并刺激本国经济增长,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采用大幅调低所得税税率的举措,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减税潮流。1979年,撒切尔成为英国首相,在撒切尔执政年代,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83%降低到40%,企业所得税税率由52%下降到35%1981年,里根成为美国总统,里根政府则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由70%降低到28%,企业所得税税率则从46%下调到33%。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影响面迅速扩张,经合组织(OECD)其他成员国、加勒比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逐步拉开了减税改革的序幕。

  在本轮税收竞争中,中、美皆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特朗普政府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中国则进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美国方面,2017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最终的共和党税改方案。企业税从35%削减至21%,对中小企业减税,减少对跨国公司带回海外收入征税。个税方面则保留7档个人所得税,但对多数税率进行下调,其中最高一档税率从39.6%下调至37%。中国方面,3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措施,包括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等。其实,与美国相比,中国实施减税更早。201651日,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试点,相当于实施了减税政策。201741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公布了总规模约3800亿元的减税目标,并告诫有关部门,“许多国家都在酝酿出台减税措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我们要有‘抢跑’意识,用实际举措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中国早已意识到国际税收政策格局竞争加剧的问题。

  税收竞争影响几何?税收竞争下,各国用降低税率的方式拓宽税基,税收中性进一步得到释放,世界各国的税制结构也趋于同一化。在此情况下,国际税收竞争对世界范围的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效应。同时,国际税收竞争也积极推动着各国的税制改革,提高行政部门的效率以及运用财政资金提供公共品的效率。但在极端情况下,过于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各国过度降低税率,从而以竞次的方式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在财政支出刚性增长的格局下,导致收支矛盾恶化,为财政金融危机埋下祸根。从目前情况来看,税收竞争的正面效应更加明显,尤其是从国内来看,税收竞争积极推动了我国的税制改革。

  货币政策:中美联动日益紧密

  随着各国开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货币政策周期影响力增强,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全球货币政策。2015年以来,在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转向,多数国家开启了退出危机后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窗口,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持续推进。易纲行长在谈到2018年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挑战时,也曾指出:“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变化会对我们的政策空间形成一定挤压,增大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

  2017年初以来,中美货币政策联动更加密切,中国跟随美联储加息以保持中美利差处于合意水平。美联储322日宣布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基点至1.5%-1.75%,这是201512月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以来第6次上调利率。加息点阵图显示,联储官员的今明两年利率预期中值均高于上次,2018年加息4次的概率变大。美联储进入本轮加息以来,我国央行基本保持跟随,在美联储的6次加息中,我国共跟随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4次,加息时点分别为:201723日、316日、1214日和2018322日。可以看到20172月和3月两次跟随加息,都面临着较低的中美利差水平,利差低于1%,因此跟随加息时幅度较大,均为10基点。20183月跟随加息时,中美利差水平也为1%左右,处于较低的水平,尽管本次加息幅度仅为5基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央行在加息的同时并没有像以往一样放量,当天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1500亿元,流动性明显回笼。

  总体来说,我国近期将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尽管中国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制于部分发达经济体,但在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下,二者的协同互补将能更有效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央行新行长易纲3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形势稳中向好,好于预期,中国今年将保持审慎中性的货币立场,总体上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既保证流动性合理需求,也促进宏观杠杆趋稳。此外,214日央行公布的《2017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提到,要继续坚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量、价工具加强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贸易政策:争夺利益分配新格局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硝烟四起。北京时间323日凌晨,特朗普针对中国贸易签署备忘录,宣称将对中国进口产品每年征收大约600亿美元的关税,以惩罚中国对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盗窃,征税范围主要包括航空、现代铁路、新能源汽车以及高科技产品等。这是3月内特朗普采取的第二项贸易措施,此前,特朗普在38日签署了对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10%进口关税的命令。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争端的立案数量再创历史新高,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数项中国商品和资本进入美国的商业活动。去年8月,美国还启用301条款来报复中国具有争议性的知识产权政策。作为对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回应,商务部323日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清单包含的商品主要有鲜水果、干果及坚果制品、葡萄酒、改性乙醇、猪肉及制品、回收铝等,涉及的关税金额约为30亿美元。

  贸易保护是“美国优先”主张下的核心经济政策,其背后的深层次目标或是改变G2格局,打造“美国优先”的利益分配格局。随着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近年来亚投行成立、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一带一路”战略开启,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国际事务中的G2格局已成事实,美国的霸权地位有所收缩。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提倡“美国优先”论,并不是为了直接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而或是希望能另辟蹊径,通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双边贸易协议取代多边贸易协议、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加强贸易执法等方式改变全球贸易规则,改变现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为美国攫取更多利益。

  面对全球贸易博弈的不利格局,“一带一路”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对拉动我国贸易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并可能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的意外亮点。在此前的日报《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或成今年经济的一大意外增长点》我们已经提出,“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新兴市场促进了我国出口保量提质;从数量上看,过去两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增速均高于总体增速;从质量上看,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远远超过总体增幅。在当前我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大力支持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可以为我国在全球贸易博弈格局中增加筹码,也可能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

  全球政策风向发生转变:重总量转向重结构

  总结来说,当前G2格局下,美国采取了“紧货币+松财政+贸易保护”的政策组合,中国则采取了“货币中性+财政积极+贸易开放”的政策组合。两大经济体在贸易政策上的分歧或许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特朗普近期在贸易政策上出手频繁,背后可能有两个潜在目的:一是为了中期选举争夺票仓;二是为了限制中国高新技术行业发展,确保美国在研究和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若特朗普的核心目标仅是前者,那么中期选举后,贸易战争端或慢慢平息,贸易战不会对经济和资产产生趋势性影响;若其主要目的是后者,那么此轮贸易战或将持续更长时间。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重结构的财政政策已接替重总量的货币政策,成为刺激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危机以来,全球开启宽松货币政策,长期的QE和低利率水平刺激经济,其对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重总量的货币政策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力量之一。随着经济的复苏,全球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逐步退出宽松的货币政策。2017年以来,在经济逐步复苏的背景下,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进一步转向,多数国家开启了退出危机后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窗口,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持续推进。与此同时,包括中、美在内的多个国家相继开始实行新一轮财政政策,包括减免宏观税负、增加基建投资等。《人民日报》在去年4月曾刊文指出:“当前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调结构的功能更强大。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从关注总量性问题转向更加关注解决结构性问题,所以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

  本轮中美贸易战也与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贸易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通过克服这些结构性问题改善贸易失衡。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失衡,贸易失衡的原因包含很多结构性因素,例如:中美两国国内储蓄投资的结构、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不同位置等等。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状态,优化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提升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将有助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当前在面临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的贸易政策时,我国除了在贸易领域的进行反制,还应当将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加快推动结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

  (摘自《华尔街见闻》42日报道)